由此发出来的爱，必须扩充到同类亦即他人。

但这决不意味着对别人毫无同情、毫无爱心。按照某种说法，只有文化传统是活的，而传统文化是死的。

在当今，需要唤起人们的良知，尊重和关心他人，尊重动植物的生存权利，给予同情与保护。不是视民如子，而是视民如父，这才是孔子智慧的实质。因为它们也是生命，不仅有生，而且有情有知（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和论述很多）。从心灵存在上说便是仁，从知觉作用上说便是知，其实是不能分开的。用中国哲学的话说，辨别是非的能力是智心，道德情感是仁心，仁智结合，就是良知。

在西方，真诚和爱出于上帝的召唤。[1] 参看拙著《情感与理性》第三章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。这不是由于朱熹缺乏这样的理论思维水平，而是由于受到四书的思维方式的限制。

这是从孔子、孟子以来关于天的基本含义，而理学家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。故于此发以示人，欲学者时时省察，而无毫发之间断也。而朱子是从性情统一的观点出发解释这句话，因此我认为这既符合孟子原意，又是大胆突破。一方面，朱熹哲学是在继承四书的基础上形成的。

由此可见，格物致知的作用虽然是极其重要的，是《四书集注》中最有特色、最值得重视的地方。这四句话实际上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，也有内在的逻辑联系，但是，如果不讲出来，就很难使人理解，甚至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歧解。

这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：如何将四书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的解释系统？这正是朱熹所面对的一个问题。[15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131页。因此，它是具体的，不是抽象的。[66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350页。

我所说的转换向度，只是就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问题而言的。有人认为，朱熹是理气一元论者。但为之不力，则无以胜不仁。朱熹的注释不但做到了，而且使人们对于孔子的思想，有了全面系统的理解。

他所谓理先气后之说，只是推上去时可以这样说，但这个推上去，只是逻辑的推理，并不是真实的存在。这种含义的不同，具有重要意义，是众所周知的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通过对仁的解释，朱熹完成了儒家的目的理性学说。道问学，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。

[27] 在解释《论语》中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时说：民可使由于是理之当然，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。觉，谓悟其理之所以然。理之极是什么？就是生理亦即仁理，这也就是明明德。道以理言，用也[49]等说，显然是指内具。正好相反，仁是孝弟的根本，即孝弟出于仁，而不是仁出于孝悌。所谓本然，是说本来如此、本自如此，是对自然之理的解说。

很多注释家包括海外的一些著名汉学家，都将情字解作情实、事实，意思是真实情形或实际情况，很少有人解作情感的。这样，仁的普遍性意义就真正确立起来了。

[51] 那么，其尊无对的天理，是不是超自然的绝对实体呢？现代的很多学者就是这样理解的，即认为天是超自然的观念实体或精神实体。这主要表现在朱熹为《大学》所补的格物致知传上。

从存在上说，只能是有气便有理，同时存在。这一点通过对孟子的解释，表现得很清楚。

他不仅以此建立他的心学理论，而且以此注解四书。这同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即实体，是完全不同的。[62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7页。全德概念的提出，不仅将各种德目包括进去，而且有意义上的深化，是一种整体论的德性学说。

如果说，真有所谓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、宋学与汉学的对峙，那么，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。四、转换解释向度，赋予新的意义。

[2] 那么，两种解释，哪一种更符合原意呢？显然是朱熹的解释更符合原意。[34] 所谓具此生理，是从人的方面说，从天的方面说，则是赋此生理。

一个层面是本于天而备于我[42]的天命之性，一个层面是禀于有生之初，非今所能移[43]的生死富贵之命。[31] 在解诚与思诚时说：诚者，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，天道之本然也。

这正是直觉体验的特征。爱是情，情者情感，是感性的。不过，所谓创造的诠释这句话本身，什么也没有说明。思诚者，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，人道之当然也。

[6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94页。但是，朱熹既不是建构主义者，朱熹的哲学也不是观念论的形而上学。

他在《集注》中说：性，即理也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将圣贤的话当作客观的知识去对待，而要当作心灵的告白、生命的传承，在自己的心灵中切实体会，提高自己的境界，直到与圣人之心完全沟通，进入圣人境界。

这其间的更进一层的理论梳理，则非本文的任务。但是何谓仁？孔子并没有下定义，只是说仁者爱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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